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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：杨佳
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杨佳，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大家看得见我，而我看不见大家，可是我还在教博士生，还在讲新课，还在组织新的科研项目。失明17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热爱的讲台。
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，15岁上大学；19岁教大学；22岁又考入中科院研究生；24岁成为该院最年轻的讲师……一路走来，全是鲜花。
我不曾想过，有一天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——1992年春天，我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。先是讲课时读课文读错行，以为是近视加重，没有当回事儿。但后来，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了。
更可怕的是，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，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靠拢……
医生的诊断是：视神经病变，失明将不可逆转！
站在医院的走廊上，我惊呆了，我不能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，四处求医问药，西医、中医、针灸甚至最痛苦的球后注射，我都尝试过了，都无济于事。终于，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我睁开双眼，看到的是一片漆黑。
随着阳光和色彩，从我的眼前一起消失的还有我的家庭……他走了，还带走了心爱的女儿……
一次，坐车的时候，有人提醒我：哎，那里有座！我却一动不动，站在那里拼命想：她说的 “那儿”是哪儿呢？再想，一个生活中连“这儿”、“那儿”都分不清的人，那她生命位置又在哪里呢？！
我苦苦的思索，我该怎么办？在孤寂中沉沦！还是在困境中重生。我别无选择：面对现实，只能选择坚强。
于是，我在父母的帮助下，像个婴儿，学穿衣、学吃饭、学走路。用吸管喝饮料，吸管却戳到了眼睛；用盲杖探路，走着走着，竟把自己绊倒了……
不能看书，我就听书，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。不能像常人那样写字，我就学盲文。30岁的我，盲校都不收了，只有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。从ABC摸起，用手指尖摸来代替眼睛看是太难了。一个简单的单词cabbage，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——每个字母c-a-b-b-a-g-e摸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不解其意，堂堂一个英语教授尽然不知道“大白菜”这个词，过去，我可是一目十行啊！
我决定重返讲台。这是我生命的支点！但是对一个中途失明的教师重返讲台，却有太多太多的困难。第一关就是行路难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，“爸爸给你当拐杖！”就这样， 17年了，六千多个日日夜夜、春夏秋冬，我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臂，坐公交、挤地铁，辗转到学校。
早上8点，我准时微笑着迎来学生们，他们哪里知道，为了不迟到，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走出家门。失明后，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，学生们那里知道，我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，为了这几行板书，我不知练了多少遍；我现在上课用PPT，学生们也不会知道，多媒体教室操作台上的各种按钮，被悄悄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；学生们更不会知道，杨佳老师在第一节课时为什么总要提问每个人，那是我在用心默默记住每一个人的声音。
从事教学科研工作，需要阅读大量资料。我开始使用最新的电脑语音软件，我还要著书立说，那是失明前的心愿，我苦战数月，人瘦有一圈，但是我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来了——《研究生英语写作》《研究生英语阅读》，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。我的导师被“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”的李佩先生亲自做序，称“这是一部令人起敬的著作。”
从此我找回了自信，“看”到了光明。展现在眼前的不是障碍，而是机会。
2000年，我以自己的实力考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，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，师从于院长、全球化权威、《软实力》一书的作者约瑟夫·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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